上海技術轉移學院近日開班，授課老師是中美兩國一流的技術轉移和知識產權專家，學員來自上海和吉林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三甲醫院和企業的技術轉移從業人員，其中不少學員是高校院所的部門負責人。

上海盛知華知識產權服務公司首席執行官縱剛在授課時表示，我國大多數高校、科研院所對專利成果采取“粗放式管理”模式，與歐美高校院所的管理水平差距很大。相關政策導向、體制機制亟待改革，專利質量管理和技術轉移服務人才急需培養。這些觀點，引起了很多學員的共鳴。

復合型專業人才稀缺

市科委創新服務處處長陳宏凱介紹，技術轉移領域的高層次、國際化、專業化人才在我國十分稀缺，導致高校、科研院所的大量專利成果處于“無人管理”狀態，嚴重影響了科技成果轉化。

縱剛介紹，這類人才在歐美有很多，屬于復合型人才——既有理工科專業背景，又掌握專利、商務、法律等領域的知識和技能。在美國和德國，這類人才的平均薪酬是高校院所教授平均薪酬的兩倍。上海技術轉移學院近日啟動的國際認證技術許可專家（CLP）培訓班上，兩位美國授課專家就是這個行業的一流人才，一位是美國和加拿大國際許可高級管理人協會主席羅伯特·海爾德，另一位是該協會首席執行官肯伯莉·喬考斯基。

在歐美很多高校，有一大批這類專業人才，他們的工作是為科研成果從披露到轉移給企業提供“一條鏈”服務。根據校方規定，師生取得科研成果后，如果想轉化，必須向學校技術轉移機構披露。這個機構的專業人員收到一個成果披露后，會評估其專利性和商業價值，決定是否為這一成果申請專利。如果有必要申請，他們往往會要求科研人員做補充實驗，以擴大專利的權利要求范圍。“專利價值的核心是權利要求范圍，范圍越大，價值越高。”縱剛解釋說，“而在我國大多數高校，由于缺乏專業人才的專利質量管理，很多成果沒有得到很好的專利保護，這就阻礙了它們的轉化。”

由于缺少專業性，國內高校的技術轉移人員和科研人員還有一些認識誤區，如申請專利后要求提前公開，以盡快獲得授權。海爾德指出，美國的技術轉移機構不會這么做，而是會充分利用從申請到公開的這段時間，尋找專利許可對象。“盡快獲得授權是沒有意義的，因為授權后也能被無效掉。”如果在這段時間內找不到合適的買家，美國機構可能會終止專利申請，這能節省經費。

　　“三管齊下”能補短板

除了加快培養專業人才，在縱剛和一些學員看來，我國的專利政策導向以及高校相關體制機制有待進一步改革。

近年來，國內高校的專利年申請量排名前十的都達到上千件；　而歐美名校的專利年申請量大多為一二百件。難道是我國高校的創新能力遠高于歐美名校？當然不是。主要原因之一，有關部門實行專利數量導向政策，例如職務發明人申請專利后，申請費主要由政府出，發明人還能獲得獎金；財政科研項目驗收時，科研團隊申請的專利數越多越好。“我們有一種說法，專利數量上去后，專利質量也會上去。真的是這樣嗎？”參加培訓的上海一所高校技術轉移中心負責人說，“聽了專家講課后，我覺得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專利數量一多，反而會影響質量。”

為此，專家建議政府有關部門調整一些政策和管理辦法，盡量擠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“專利泡沫”；同時要加強高校院所的專利質量管理，并給予經費支持。2015年修訂的我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第四條提出：“國家對科技成果轉化合理安排財政資金投入，引導社會資金投入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資金投入的多元化。”然而這條規定尚未得到很好落實。

去年底，上海市科委啟動了首批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示范項目，上海交通大學、同濟大學、中科院上海微系統研究所等8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入選。這些單位將在3年內持續得到后補貼資金支持，建立健全組織化、市場化、專業化機構，為上海乃至全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術轉移服務體系建設樹立“樣板”。

專家還建議，國內高校和科研院所進一步改革相關體制機制。對于整條技術轉移鏈而言，國內高校大多采用“割裂管理”模式，相關職能分散在科技處、產業處等多個部門。歐美名校則大多通過一個技術轉移許可機構進行“全鏈條管理”。這類機構擁有大量專業人員，專利數與管理人數之比通常為2—5︰1。而國內高校的專利數與管理人數之比通常為500—1500︰1。由此可見，需要在政策引導、制度改革、人才培養方面“三管齊下”，才能補長知識產權管理和技術轉移服務這塊短板。